编者按：蒋书楠教授是我国著名昆虫学家、博士生导师，曾任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务长、副院长。先生一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呕心沥血，织锦铺绣。在植物学、昆虫学、病虫防治学等方面研究成果突出、成绩斐然，为了使读者真实、全面了解其人生经历，本文特选摘《蒋书楠文选》中关于先生自传的部分内容予以刊登。
——蒋书楠自传
余系江苏苏州人，生于1914年10月14日(阴历中秋节)。幼时家境贫寒，早年丧父，靠母亲做手工活维持生活，兄长二人小学毕业后即外出谋生。上个世纪20年代战乱频仍，社会不安宁，穷家小孩无求援之门，只有靠自己奋斗。我小小年纪，不甘失学，立志要读书进取。小学毕业后考取了私立纯一小学奖学金，以全优生免费读完了初中，又以奖学金和家教工作完成了苏州中学高中学业。在苏州中学生物教师吴元先生的指引下，1932年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从此决定了我从事农业科学的一生。大学里受到了周明群、柳支英、陈鸿逵等老师的熏陶教育，养成了严谨的治学作风，也奠定了病虫害学科的基础。靠奖学金、担任学生助教和帮老师打字等工读的收入完成大学学业。
1936年从浙江大学农学院病虫害系(最后一期学院改革，病虫害系的昆虫组与畜牧系、蚕桑系合并为农业动物系)毕业，获农学士学位。毕业后，院长吴福桢指名要我到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任助理员，吴院长当时又是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主任。1937年与同班同学徐玉芬结婚，徐玉芬毕业时留在浙大病虫害系任助教。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入华东，我随浙大迁往内地，由周明群等老师推荐到广西省政府农业管理处(地址桂林)农务组任技士，徐玉芬到广西农事实验场(地址柳州)病虫害系任技士。1939年我由广西省政府农业管理处
转到广西大学农学院(地址柳州)病虫害系任教，这样家庭才落定。直到1945年我们由沈文辅院长聘请到贵州大学农学院任教，我才安定了家庭，开始了自己的立业。
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我由助教升任讲师、副教授，继后到了贵州大学农学院。在战乱动荡约12年的教学、科研工作里，深感病虫害的应用研究必须有坚实的生理学等理论基础。当时国内农学院尚未开设生理学；同时我已开始研究的天牛科分类，都是外国人的记载，他们不仅把我国的标本采去记载，还把标本藏于他们的国家，故而国内缺乏标本和文献。因此，争取考上了自费官价结汇(1:20)生，于1948年6月到美国衣阿华(Iowa)州立农工大学研究院动物昆虫系深造，攻读昆虫生理学、毒理学、寄生虫学并继续研究天牛科分类。我半工半读，利用一切假期时间，以最快速度完成4个学期的课程，翌年秋获硕士学位，也申请到奖学金，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当北平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传来，我倍感振奋，一改初衷。旧中国国弱民贫，被人讥为“东亚病夫”，我在异国他邦，有切肤之痛，当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毅然匆匆归国，一心想为新中国在教育、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贡献一份力量。
1949年8月，我返回贵州大学农学院任教授。1951年筹建病虫害系，任系主任，并当选为校务委员会常委、工会主席。同年我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组成的10人西南农业教育调查团，考察了西南地区的有关农林院校，研究确定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被调任西南农学院教务长，全家也由贵州大学迁来西南农学院(旧址在重庆北碚夏坝，系抗日战争时期的复旦大学校址。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在北碚旧址成立相辉学院)。1954年，西南农学院迁址北碚天生桥原中央北碚农事试验场旧址，经扩建具备了基本的教学楼、宿舍、实验农场和牧场以及科研基地等。我就在这里经历了毕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及各种政治风云。1972年，我的妻子徐玉芬蓄疾病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势扭转。1980年，我与同系植物病理教研组的教师田筱君结婚，并被任命为西南农学院副院长。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有了贡献力量的机会：
1978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82年开始培养博士生，90年代后期带博士后；
1983年应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赴英参加第十届国际植物保护会；1984年从副院长岗位上退下来。耄耋之年，回顾一生，发表了120多篇论文，出版4部专著，翻译了l本专业书，编写教材若干部，培养了硕士研究生25人、博士研究生14人，总算在我毕生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了却了意愿：“呕心沥血，织锦铺绣”。
一
余执教60多年，担任过的课程几乎涉及昆虫学的各个领域，编写的教材有《普通昆虫学》、《农业昆虫分类鉴定》、《昆虫研究方法》、《昆虫解剖及生理学》、《昆虫分类学》、《昆虫生态学》等。在贵州我开过菌学课程；在西南农学院，我翻译了琼斯原著《昆虫循环系统》(THE CIRCULATORY SYSTEM OF IN—SECTS，J．G．Jones，1977)。新中国成立初期，教学条件十分困难，我想方设法，因陋就简。没有昆虫针，就用电话线中的钢丝磨尖代替；没有微针插昆虫，就用仙人掌刺代替；没有软木板，便用高粱秸代替。制成的标本，现在还保存在贵州大学农学院的昆虫标本室里。研究棉叶蝉时，就在廊檐下，用土钵灯罩，完成了对叶蝉生活史的饲养观察。在艰苦的环境中，养成了严谨的作风和俭朴的生活习惯。对学生循循善诱，要求既严，爱护尤深；以身作则，以德服人；备课必须认真，即使已有多年的教学经验，仍然每年修改教材，不断更新内容，讲课旁征博引，阐述透彻，尤其要多介绍自己的见解和经验。在指点年轻教师上，指出讲课要使听课的听懂记牢，教师自己不仅要掌握教材，而且要掌握教学法，教学法是传递知识的手段，必须有好的教学法才能把好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二者缺一不可；讲基础理论课必须具备丰富的应用科学知识和实际经验，才能举一反三把理论现实化；而讲应用昆虫课必须有坚实的基础课理论根底，才能将实际问题阐明道理。因此，教师知识必须广博，不断积累实际经验。有的学生这样说：“听了蒋老师讲课，课后不会忘记，多年后仍印象深刻，且不能缺课，缺一次课无法补课，许多内容书本上无法找到。”指导研究生后，本科生的课程不上了，但不少本科学生曾向学校反映，希望我能讲授他们的课程。我虽年事已高，培养研究生任务重，但我知道了学生们的要求后，主动向学校提出给本科生讲大课，给本科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学生分别用了6个学时、9个学时介绍昆虫学和植物保护专业，获得学生们的热烈掌声。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把主要精力投放在指导研究生上，十分强调培养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狠抓选题与论文撰写两个环节，反复指导，反复讨论，博览文献，启发培养学生步步深入、剖析结果的思维能力。这样既使学生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又培养出了德才兼备的科研人才。我是以无穷的精力、无私的胸怀，全身心地投入了教书育人这个神圣的事业，永不言倦，乐在其中。
二
半个多世纪来，我长年累月一心扑在教学科研工作上。20世纪30—40年代在广西大学农学院和贵州大学农学院期间，除教学工作外，从事以棉叶蝉为主的棉虫研究，发现波尔多液有内吸胃毒作用，它还阻止叶蝉蜕皮而致其死亡，有持久的抑制虫口增长的效果，且对棉花、花生等有显著的增产效应，但延迟了棉株的成熟期。又从70多个棉花品种观察，证明棉花品种对叶蝉的抗性不仅如国外文献所记述的是由于叶毛密度，而且与叶柄、叶脉上刚毛的密度与长度有显著的相关，凡超过叶蝉产卵器长度的刚毛越多，抗虫性就越强，抗性是由刚毛的阻止产卵作用引起。这项研究结果，后来在其他地区亦经证实。90年代进行天牛纤维素酶活力学的生化研究，证实了铜离子对纤维素酶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这项研究结果还揭示了我在40年代即涉及的棉叶蝉抗性的机理，除棉花品种的刚毛密度和长短外，波尔多液的铜离子有抑制蜕皮酶活性的作用，均对叶蝉抗性产生影响。因此，波尔多液干扰酶活性应用于害虫防治的前景，很值得深入研究。
1942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天牛研究报告——《广西天牛种类》(英文)，其意义在于从此天牛科分类，由我国自己开始了系统的研究，不再是外国专家包办。50~70年代政治运动频繁，我回到植物保护系。1957年以前，完成了麦水蝇和麦蚜的测报防治研究。首次查明了当时在川东地区普遍为害的麦水蝇与麦品种的明显关系，及其发生期的物候测报和防治方法。确定了小麦地蚜虫群落的组成和种群发生消长规律，否定了当时提倡的“治早、治了，消灭蚜害在麦田以外”的防治策略。提出了当时在农村推广采用的黑光灯群防治大田害虫方法弊大于利的科学依据，建议停止黑光灯群的推广宣传，得到了当时省行政领导部门的采纳。开展水稻飞虱的研究，证明了伪褐飞虱和拟褐飞虱不为害水稻，，以及提出出凭灯诱飞虱数量测报飞虱发生防治期具不可靠性，并选定川东秀山作为重点买验地，与教研组老师同去秀山做了观察，后因形势变化而中断此项研究。在此期间，我主持了水稻螟虫测报方法的理论研究。我与教研组的老师一同观察到，虫量与为害程度在作物品种上表现是不同的，因而提出了过去单纯以虫量与为害程度作为测报调查依据具有不合理性，它忽略了作物自身对虫害的耐性、抗性与补偿性，必然大大提高了防治指标，建议今后植物保护工作应加强作物本身与病虫害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我虽已届64岁高龄，却进发出了奋起工作的热情，充分发挥才智，从64岁至80岁16年间，承担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8项，在天牛科研究方面建立了昆虫分类生理研究室，组成了以博士、硕士为骨干的集体。在我主持下，以鞘翅目为重点，天牛科为中心，除以少数人继续从事传统分类的基础工作外，大多分头从事天牛科解剖、生理、生化、生物物理学、系统演化和数学分类支序分析等研究，由单一的外部形态研究发展到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研究集体。天牛科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与国外同行专家的联系日益增多，主要有捷克、日本、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家。我的弟子王乔博士提出了亚科级起源的新理论；程惊秋博士从天牛声信息联系研究，创制了天牛发声的微波检录分析仪，可以探测天牛为害的部位和天牛类别；殷幼平博士发现天牛体内的纤维素消化酶活性稳定，含最丰富，在分解纤维素的糖化学工业中，可能有开发利用价值，又发现利用锰、铜、汞等金属离子对纤维素酶有抑制作用，考虑对天牛防治可能出现新途径。90年代我们在广西和西藏先后发现了狭胸天牛类的幼期虫态，这是国外专家寻找了一个多世纪尚未找到的研究天牛科分类系统和进化的重要关键虫态类群。因此，我们的报道立即引起了国外同行的高度重视。我与尹新明博士就新发现的狭胸天牛幼虫期的比较研究，对天牛总科系统分类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天牛科分类及系统发育理论方面，鉴定整理了我国现有的天牛科各亚科种类，订正了学名。通过采集标本并到国内外标本馆访问、参观标本，增加了已记载的天牛种类名录；借用各地发现的狭胸天牛标本，完善了我国存有的Philus和Heterophilus等属的标本，确定了其分类地位。完成了课题“狭胸天牛幼虫的发现及其与近缘类群的比较解剖研究”，确定了狭胸天牛的亚科级地位。一系列研究成果，使我国天牛科的研究具备了国际先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迅猛发展，在城市生物科学中涉及范围最厂的城市昆虫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迅速，这一门新兴的城市新学科，它研究城市生态系统中昆虫区系的组成和演变、城市昆虫与人类的利害关系，以及城市昆虫的治理与利用等问题，这在我国当时尚未引起重视。在1987年中国昆虫学会武汉会议上，我介绍了城市昆虫学的重要性，引起了与会学者重视，决议在中国昆虫学会增设城市昆虫专业委员会，加强新学科的宣传和建设。随后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城市昆虫学》专著，于1992年出版。
三
重庆成为直辖市后，我已近90高龄，行动不便，心余力挫，也没再带研究生了。但有其他导师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登临家门，要我指导和授课，我仍热心指点，并将所有的有关文献供他们取阅查找并复印保存。有两届博士生听了我给他们讲授植物保护专业知识。我仍然兢兢业业备好授课内容，写好讲授提纲。每周2小时的讲授，我要用三四天准备。在讲授中彼此交谈互相受益，他们懂得了植物保护的知识，我也了解到他们所做科研方面的新内容和进展。外校或外科研单位送来的审稿论文，尤其要认真阅读审核，总是反复三四遍后才提出评语和建议意见，并及时寄回。既完成了任务，又获益匪浅。这种工作作风已成为我的习惯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