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方敬教授（1914-1996），重庆万州区人，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曾在相辉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任教，曾担任西南师范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担任教务长、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职务。先后出版的著作有：诗集《雨景》、《声音》、《行吟的歌》；散文集《风尘集》、《保护色》等。
方敬教授二三事
徐经谟
人老了，总爱徜徉过去的世界，让回忆去拜访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过去的嬉笑、温暖、依恋和梦幻。适值相辉学院校庆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徜徉”到了北碚的夏坝，我记忆的大门却为母校一位老师——我景仰的著名诗人方敬教授打开了。
六十年前，我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的时候，就与新诗结下了不解之缘：既爱读，又爱写。在抗日战争时期，方敬以诗歌为武器，战斗在抗日文学的最前线，使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诗人。当时我十分崇拜他，特别喜欢他的作品，常常在晚霞里、林荫中、小河畔读他的《雨景》、《受难者的短曲》、《声音》、《拾穗集》等著名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真是百读不厌。1947年我考入相辉学院外文系，方敬教授正任该系系主任，想不到这位我景仰的诗人又成了我尊敬的老师，使我获得了能经常登他家门请教新诗创作和深一步认识他的人品、作品的机会。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发展发向，方敬对此坚信不移。他除了勤奋笔耕，以自己的优秀诗篇来对新诗的发展推波助澜外，还对反对新诗的言论予以迎头痛击。当时相辉学院有一位老教授，是以“昌明国粹”抵制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宗旨的学衡派成员之一。他讲授世界史，常抛开讲授内容，扯到一边，声言厉色地骂新诗一顿；在与同事或学生闲谈时，也常离开话题，绕个弯子，风马牛不相及地讽刺新诗一下。对此方敬再也不能忍受了，便在相辉学院大礼堂作了一场题为《新诗发展前途》的学术报告，有力地批驳了反对新诗的谬论，阐明了新诗产生、存在、发展的必然性。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报告结尾的大意是：“中国的诗歌只有走新诗的道路，才能有生命和前途，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新诗一定会蓬勃发展，新诗的前途是光明的，新诗滚滚向前的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方敬的报告似呐喊，似战鼓，似号角，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几十年来，这场报告的情景，常出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给我很深的教育，并进一步激起我对方敬教授的仰慕和尊敬。
方敬十分关心青年诗作者的创作。我每次去他家请教有关新诗的问题，他都热情接待，立即放下手中的笔或书与我畅谈起来，给了我不少可贵的知识和有益的启迪。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诗歌一定要反映现实生活，揭露丑恶，赞扬真善美，不能离开人民大众写一些个人身边的无聊琐事。我还记得有一次他举了十七世纪美国有一位诗人写的一首歌颂跳蚤的诗：“你的身体内有我的血/我俩的血/在你身体内结了婚。”方老师说：这首诗太无聊了，远远离开了大众火热的生活，它的诞生只能就是它的死亡。接着他又很有风趣地说：“我之所以现在还记得这首诗，完全是我要把它当作反面教员，我们不能轻视反面教员，也要结实几个反面教员才好”！我当时就把这首诗记入了笔记本。1949年重庆解放，我离开了相辉学院，离开了方敬老师。但这首歪诗一直关在我的笔记本中，随我走南闯北。我在创作时，曾请它出来作过“前车之鉴”；我在写诗论时，曾请它出来作过负面例证；我在教学时，曾请它出来作过反面教员。
方敬教授对我们青年的有益活动，都予以热情支持和真诚帮助。1947年冬，我准备出一个诗集，汇集了一百余首诗，请方敬老师为我审阅和择优。他欣然应允，从忙碌的教学和创作中，抽出时间为我选出了较好的70余首。我原定书名是《和黎明接吻》，他建议改为《鲜红的野花》。《鲜红的野花》是其中一首诗的篇名。这首诗是以野花比喻当时在野的中国共产党。我赞美开遍山野的鲜红的野花来暗暗地抒发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倾慕和向往。方老师建议以他对青年的进步思想和进步创作的积极肯定和支持。这本诗集由张默生教授题签，终于在1949年初交重庆虹辰文艺社出版了。这是我创作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进了“牛棚”，并被勒令把《鲜红的野花》交组织审查，审查的结果5张大字报挂出来了，像排炮一样轰击我和我的诗集。其中有一条罪状，至今记忆犹新。“罪状”说：常言道“家花没有野花香”，诗集大肆赞颂鲜红的野花，暴露了反动黄色诗人想找“野老婆”，想讨“姨太太”，想偷情藏娇的黄色思想。这样的无知，这样的奇谈怪论，如方敬老师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笑掉牙齿。
1948年春，我和文史系的李志杰、法律系的陈秉缙、银会系的张之思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一个由张默生教授题写刊民的铅印刊物《弦音》。我当主编，以试一试的心情向方敬教授约稿。他毫不迟疑地满口答应，并约我第二天就去取稿。真没想到，一个著名的诗人和教授竟对学生创办的小小刊物如此热情地支持和帮助。我们异常高兴地把方敬的诗稿《歌》刊登在《弦音》创刊号第一版的显著地位。
方敬老师教学也十分认真负责。我选过他的《英国文学史》课。他讲课全部用英语。他的口语虽不很流畅，但为了让同学听得懂，记得好笔记，他讲得慢并不断写黑板，不怕麻烦，不怕多吃粉笔灰。他还不定时地检查同学笔记，对记得不好的同学加以指导。我有几次到他家请教诗歌的创作问题，临走时他都叮咛我：“你一定要学好功课，诗歌创作只能当业余爱好，不能花时太多”。当时其他教师，特别是知名教授多是夹着皮包上讲台，滔滔不绝地演讲一番后，又夹着皮包扬长而去，而方敬教授与他们却大不相同。
方敬已去世10年，但他的人品和诗品仍活在我的心里，暗暗地支持着我在新诗的原野笔耕着，笔耕着，至今仍未搁笔。为了表示我对方敬老师深沉的怀念，把刊登在《弦音》上的《歌》抄录如下，以飨校友：
抛弃了过去殷勤的炉火，
过去的灯，灯下的温慰；
留下，就只留下
我们这颗用期待的眼泪
滋润着的心。
我们是诺亚，
让我们把生命的
破船片
从苦难的旱海上，
带到明天去。
（本文作者徐经谟先生系我校校友，1928年1月出生，重庆渝北人，1948年就读于相辉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外语系，曾任教于重庆江北育人中学，1953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57年毕业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学院，1980年调职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编著教材《语法修辞讲义》和《现代汉语语法四讲》；出版诗歌、散文集《鲜红的野花》；参与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大型汉语语文工具书《汉语大字典》的编审工作。）
